中歐貿易摩擦加劇，默茨暗示推中國版《廣場協議》會成功嗎？

德國總理默茨（Friedrich Merz；梅爾茨）身上的一個重要標籤，就是他對已故美國總統里根（Ronald Reagan）的崇拜。他也像自己的偶像一樣，推崇自由市場經濟模式以及跨大西洋的親善關係。對於1980年代在里根治下美日之間的匯率談判，以及最終簽下的《廣場協議》（The Plaza Accord），默茨可能比大多數歐洲政客都更為熟悉。

默茨可能突然發現，自己和里根在1980年代處於類似的境遇：歐盟破產企業數量已升至2015年以來最高水平；德國在2025年流失了14.3萬個工業崗位；歐洲大多數地區增長乏力，工業產出下滑。歐盟領導人於6月18日舉行峰會，討論如何應對中國挑戰。

正是在這次峰會結束後的記者會上，默茨直接點名中國，說人民幣被低估了30%，中國靠「不公平補貼」製造過剩產能，匯率不自由兌換「不可接受」；隨即，他明確表示，歐盟應效仿1985年的《廣場協議》，針對「一些貨幣被低估多達30%的國家」開展國際對話，此番表態被廣泛認為是指向中國和人民幣。

但對中國人來說，默茨這番話觸動的不僅是對貿易摩擦的擔憂，還踩到了一根敏感神經——《廣場協議》在中國長期被視為前車之鑑，日本簽下這份協議後，進入了持續數十年的經濟停滯。默茨把這段歷史搬到台面上，等於向中國人暗示一個他們不願看到的歷史重演。

歐盟對華逆差：每天10億歐元

但默茨只是把歐盟許多人已經在想的事情，用最直白的方式說了出來。過去兩年，中歐貿易摩擦的密集程度，已經讓人開始認真討論一個曾經不可想像的問題：中歐貿易戰。

只是在特朗普掀起的全球關稅熱潮中，中歐這些摩擦顯得不那麼戲劇化。

2024年10月，歐盟委員會對從中國進口的電動汽車徵收為期五年的反補貼稅。此外，壁壘還在從電動汽車向光伏、鋼鐵、電商蔓延。6月8日，對華鋼鐵關稅也正式通過。

中國也在反制，對歐盟白蘭地徵收反傾銷稅27.7%至34.9%，並在世界貿易組織（WTO）正式挑戰歐委會的反補貼稅計算方法。

更讓歐盟頭疼的是，加稅也擋不住。2026年一季度，中國汽車對歐出口43.84萬輛，同比增長84.7%。4月，中國品牌在歐洲市場份額達9.8%，創歷史新高。

關稅壘得越高，車賣得越多。2025年，歐盟與中國的貨物貿易逆差約為每天10億歐元（11.4億美元；77.5億元人民幣；363億元新台幣），大約是疫情前的兩倍。尤其是德國，自中國的進口持續上升，而對華出口則大幅下降。

但真正讓北京擔憂的，不是這些反傾銷調查。

歐洲智庫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經濟與產業主任雅各布·岡特（Jacob Gunter）向BBC中文指出，目前在推進中的措施，尚無一項能達到電動汽車關稅的規模。北京真正擔憂的是網絡安全法規和《工業加速法》中的「歐洲優先採購」要求，前者可能影響中國對歐出口的大量產品，後者將直接衝擊中國企業在歐洲採購市場的地位。

香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鄧希煒教授向BBC中文表示：「任何被視為擁有強大競爭力、並可能對一國現有關鍵產業中的龍頭企業構成競爭壓力的產業，均有可能面臨類似的貿易或投資限制。」

「學界近年開始以『中國衝擊2.0』來形容這一現象，即具備創新能力及高生產力的企業正加快『走出去』步伐，初期主要為拓展供應鏈，如今則進一步探索海外銷售機會。」鄧希煒表示。

但這是否會越過某個臨界點演變為全面貿易戰？

「中歐之間不會演變成貿易戰，這只是一個純粹的貿易不平衡問題，沒有政治因素在裡面，所以是可以通過談判解決的。」香港中文大學莊太量教授給出的邏輯是，中歐和中美有本質差異。

「美國同中國除了貿易不平衡之外，還有科技戰，以及老大和老二之間的政治爭端。歐洲則不需要同中國爭當老大。」

莊太量說，即便中國忍讓，美國一樣會繼續打壓，「因為打壓中國本身就是美國的目標」。而中歐之間不存在爭奪第一的問題，「所以中歐關係純粹是貿易不平衡，而貿易不平衡基本上可以通過談判來解決」。

雅各布·岡特也認為，「我們距離貿易戰並不特別近，不存在迫在眉睫的貿易衝突即將爆發的跡象」，最近的歐洲理事會會議似乎已經給此前一些較為激進的提議踩了剎車。

但他提醒，局勢存在進一步升級的潛力，北京今年以來一直在快速完善其經濟安全工具箱，這些工具大多尚未被大規模使用。更重要的是，特朗普與習近平峰會之後，美國有所退讓，這給了北京一個相對有利的升級窗口期，不必再擔憂同時應對多線貿易戰。

談判也確實在進行。6月29日，歐盟貿易專員謝夫喬維奇（Maros Sefcovic）與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在布魯塞爾會面，這是2019年以來中歐首次發表貿易聯合聲明。

謝夫喬維奇表示，從現在到10月之間，雙方團隊有足夠時間交付切實成果。但他也強調，當前歐中貿易失衡「是不可持續的，維持現狀絕非可行選項」。10月期限與下一屆歐盟領導人峰會吻合。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30日回應中歐談判進度時說：「我們想指出的是中歐是夥伴而不是對手。中歐經貿合作的本質是互利共贏，歐盟面臨的問題根源不在中國。」

「解決雙方經貿關係的鑰匙在於深化中歐合作，實現共同發展。中方願同歐方加強溝通協商，本著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則，以建設性方式妥善處理貿易分歧，共同維護全球產供鏈穩定。」

《廣場協議》的敏感度

默茨提到廣場協議，其實背後是讓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升值意味著中國產品在歐盟變貴，歐盟產品在中國變便宜，從而縮小逆差。在經濟學上看來，這確實是一種平衡貿易的方式。

但在中國也廣為流傳的敘事：1985年，美國在紐約廣場飯店（the Plaza Hotel, New York）設局，逼迫日元升值，搞垮了日本經濟。這個敘事如此深入人心，以至於「廣場協議」四個字本身就成了「西方用匯率武器摧毀競爭對手」的代名詞。

然而，親歷者的講述要複雜得多。

美國聯邦儲備局前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生前在回憶錄《時運變遷》（Changing Fortunes）中證實，時任日本大藏大臣竹下登主動提出，日本可以承受10%至20%的日元升值，而美國原來想的是10%就謝天謝地了。

日本為什麼要主動？1985年時，美國對日本的貿易不平衡極為不滿，醞釀了很多保護主義措施。日本政府擔心，如果日元升值幅度不夠大，美國會把市場大門徹底關上。日元升值總比失去整個美國市場要好。而日本經濟當時正從「出口主導」向「消費主導」轉型，更強勢的日元有利於消費者買到更便宜的外國商品，也有利於日本企業到海外投資。

《廣場協議》後，日本出口也並未崩潰。1986年日本貿易順差占GDP比例達最高值4.4%，日元升值後日本企業反而更注重質量而非價格，競爭力更強，開始「走出去」成為跨國公司。

那麼日本經濟為什麼會崩？又為何陷入失落的20年？莊太量教授向BBC中文解釋：「當年真正搞垮日本經濟的，並不是《廣場協議》本身，而是協議之後五年日本的利率政策，這個利率政策允許利率過於急促地大幅上升和下降，才造成了後來那一連串問題。」

《廣場協議》後，日本央行連續五次下調利率，從5%降至2.5%，熱錢湧入樓市股市，資產泡沫膨脹。到了1989年，日本銀行連續加息，利率從2.5%升至6%，戳破了泡沫。急速減息，再急速加息，才是致命的組合。

中國 vs 1985年的日本

那麼，默茨想要的「第二次廣場協議」，能不能搞成？

莊太量教授的回答很乾脆：「人民幣不可能像日元那樣被外力推著升值，因為人民幣不是國際貨幣，不像日元那樣可以被其他國家干預。」

他說，當年日元是國際貨幣，有足夠多的國家和資金就能把日元往上推。「但人民幣不是這種貨幣，你無論怎麼聯合都不可能把人民幣推上去，因為人民幣是受管制的，而且外國也沒有足夠的人民幣去推高它。所以關鍵還是看中國自身的選擇。」

他指出，即便中國自己想讓人民幣升值，「也不會像當年的日元那樣突然急升，而更可能是逐步慢慢升值的。因此並不存在人民幣會大幅急升、急速升值的問題」。

鄧希煒教授從另一個角度得出同樣的判斷：「考慮到中國人民銀行（央行）目前透過資本管制及其他政策工具來穩定人民幣匯率波動，我並不預期人民幣在短期內會出現顯著升值。」

他同時提醒：「然而，從經濟學角度而言，人民幣若能適度升值，或有助於緩解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貿易與投資摩擦。」

更關鍵的是，中國會不會重演日本式的利率政策失誤。莊太量認為：「中國現在利率已經很低了，即使人民幣急速升值，中國也不存在進一步減息，從而急速踩油門再急速煞車的問題，也不會出現未來突然急速加息的問題。所以中國經濟不會因此而破裂。」

鄧希煒教授補充了一個認知背景：「不少中國學者認為，《廣場協議》是其後資產泡沫爆破的重要誘因之一，並被視為日本『失落的數十年』的開端。這些歷史經驗在中國學術界已有深入研究，並很可能對當前政策制定者的思維產生一定影響。」

莊太量教授還提到了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判斷：「人民幣快速升值可能會帶來資本流入，資產價格上漲。考慮到中國目前房價下跌、通膨接近零，這對中國來說未必是壞事，只是會對出口造成一些傷害，但影響程度會比較有限。」

雅各布·岡特從地緣政治角度給出判斷，當年《廣場協議》之所以能夠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賴特定的地緣政治背景：彼時日本的安全保障高度依賴美國，這種安全關係賦予華盛頓相當大的籌碼，使東京難以簡單地拒絕協議。

「中國的處境恰恰相反。它正與美國展開戰略競爭，而非依賴美國提供安全保障。鑒於這一地緣政治現實，幾乎沒有理由認為北京會接受廣場協議式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