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应是个更自由的地方”：大陆读者眼中的独立书店往事

“特别冲击、特别难过。”——今年23岁、来自湖北武汉的陈竹（化名），为了香港一家书店哭了一整晚。

6月24日，香港警察国安处搜查“猎人书店”，以涉嫌“煽动罪”及“洗黑钱罪”拘捕书店两名负责人。看到消息后，陈竹脑海中不断浮现自己在书店的各种画面。

目前在广州生活的陈竹，几乎每月都会来一次香港，猎人书店是她每次必到的地方。她担心被捕的负责人能否获释，也害怕书店就此关门。

她把这份担心写在社交平台Threads上。同一时间，不少中国大陆读者也分享自己与香港独立书店的故事。有人为了一本书来香港，有人珍惜书店的公共空间。也有人形容，书店给他一种从大陆“逃出来”的自由感。

这些经历，在平台上织成一幅跨越地域的集体回忆。BBC中文对话四位读者，他们每人对书店的记忆点各不同，但都没想到，这片曾让自己安心的空间，会接连面对前所未有的新打压。

奔着一本书去香港

新冠病毒病（COVID-19）疫情期间，陈竹给自己下了一个目标：“能够去香港的话，一定要把没有办法在国内买到的书都买到。”

2021年，陈竹刚升大学，开始对中国隐而不宣的历史充满好奇。为了了解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她看过电影《颐和园》和《蓝宇》，但觉得都谈不够深。后来她知道台湾诗人杨渡出了《未烧书》，书中其以记者身分重新纪录当年学运的流亡者。陈竹开始等大陆与香港恢复通关，“奔着这本书来（香港）”。

在武汉长大的陈竹，生活圈附近没有太多独立书店。她说，香港是她第一次真正接触独立书店的地方。

2019年反修例运动之后，香港掀起一股独立书店风潮。根据Facebook专页“漫读香港书店”的统计，光是2021年，香港出现30间新书店。

2023年香港恢复通关，在小红书上，有人把香港书店规划成一条漫步路线，用表格仔细列出所有独立书店的地区、开店时间和类目。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出版学讲师唐健朗对BBC中文介绍说，“独立书店”一般指的是规模小、非连锁或由大财团控制的书店，也因如此，它们往往被大众期望扮演更多“社会使命”，比如选书不会有过多商业和政治考虑，也能按自己理念管理空间、安排活动等。

在陈竹眼中，香港每家书店都有鲜明个性：位于湾仔富德楼、目前已停业的“字字研究所”是饮食主题书店；位于旺角的乐文书店则最多折扣，但书的更新频率不高；猎人书店有较多社科、政治历史相关的书籍，每个月也会有不同选书主题。

她一直想找的《未烧书》，最后也是在猎人书店找到。

今年19岁、来自上海的李小姐有同样感受，她形容香港独立书店像一个“容器”，有不同地方和语言的出版物，“它是一个让我看到非常多可能性、与自己原本的想法进行冲突的地方。”

熟悉香港出版及书店生态的Betty（化名）则说，香港享有较高的出版自由，使它成为华文世界中独特的地方。

“香港可以买到繁体书，又可以买到简体书，它有香港书又有台湾书，比台湾更全面，”Betty说，这些都是香港的优势。

难得的公共空间和表达

但吸引大陆读者的也不只是书。李小姐说，香港书店让她看到另类政治文化的可能性。

她在今年农历新年时来过香港，当时大埔宏福苑大火刚发生不久。李小姐记得，猎人书店的墙上贴有很多黑色便利贴，人们在上面留下各种打气的话。李小姐说，这种社群氛围在大陆很难找到，“我们有留言墙，但没有具体话题，只能含沙射影。”

而令她印象深刻的，还有店员留下的阅读痕迹。在陈列的书籍上，店员用便利贴写上一些自己读书的感受或者摘录。

今年20岁、来自北京的Chris（化名）来过香港四、五次，他也每次都会逛书店。“听这边的朋友说，（书店）会跟内地的氛围很不一样。”

今年的6月4日，他特意来了一趟香港——他想知道在中国《香港国安法》实施以后，香港还有没有人会纪念。

他在一家书店发现了白蜡烛、带有“VIIV”字样的纸胶带，还有相关的书籍。Chris觉得，在香港还能看到这样的空间很珍贵。

一份针对后社运时期的香港独立书店的研究指出，在《香港国安法》和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俗称“23条立法”——颁布之后，独立书店提供的不只是书籍，更是“连结、对话乃至纪念的空间”。

研究认为，书店透过选书、布置空间和办活动，创造出“另类现实”，维系了一种临时性的社群，让公民参与和讨论得以在日常生活延续。

“它（书店）确实让我觉得有归属感，”陈竹说，自己在逛书店时很少主动会跟人交谈，但她从来不会感到被排斥。处在同一空间的大家，似乎也存在默契和信念：“大家都是喜欢书 、因为珍惜独立书店，所以还会选在这里买书”。

陈竹形容，无论是从选书，还是参与活动，香港的独立书店都让她有一种“逃出来”的感觉：“你已经不在大陆了，你可以在这里感受到一点自由表达的感觉。”

“当然你知道这种自由表达是有限制的，但总比什么都不能说要好一点。”

当香港跟大陆“越来越像”

不过，这种自由表达空间已发生变化。过去几年，香港多间独立书店表示，政府部门屡以“接获投诉”为由频密巡查书店。

陈竹也亲身经历过。她在参加书店活动时，遇过政府部门巡查，有人“在旁边坐着跟我们一起听”。她感觉在香港，“跟警察打交道的频率，比我在大陆还要多”。

到2026年，书店的情况再次变化。今年3月，香港警察国安处首次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明知而出售具煽动意图刊物”，拘捕深水埗“一拳书馆”负责人庞一鸣及三名店员。据本地媒体报导，警方同时检走《黎智英传》。

三个月后，猎人书店负责人因同一罪名被捕，附加《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下俗称“洗黑钱”罪嫌疑。警察新闻稿指控被捕者“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及执法部门的憎恨”。

与此同时，两间老牌独立书店——乐文书店、榆林书店——被作为主办方的香港贸易发展局取消一年一度香港书展的参展资格。贸发局回覆BBC中文查询称，所有参展事宜均按“申请条款及展览会规则”处理，不评论个别个案。

一名香港本地书店负责人对BBC中文表示，乐文及榆林一直作风低调，甚少公开表态，也不常举办活动，“我完全想不到有什么可以‘踩到政府条尾（开罪政府）’。”由于担心影响风险，他要求匿名受访。

在书展临近之际，这些书店被中国中央政府驻港机构控制报章《文汇报》多次点名，批评其出售“软对抗”书籍，被提到的前香港总督彭定康的《香港日记》、已故前《苹果日报》主笔李怡的《世说短语300篇》等。

看着这一切发生，来自四川，“90后”的K同学（化名）觉得似曾相识。他记得，在大陆的书店仍能活跃表达的时代，书店会显眼地陈列自由派的书籍或杂志、举办分享会。

但自2015年开始，禁书开始变多：从写领导人的书开始，到“你觉得更不敏感的东西也就会被禁了”；书店的活动越来越少。K同学感慨：“香港管治模式和中国越来越像。”

陈竹有朋友在广州开书店，偶尔会遇到警察登门骚扰；在办放映活动时，电闸也曾被关掉。陈竹说，在中国这些都是“无法避免的事情”。

但她觉得香港不应该是这样。“香港应该是一个更自由的地方，它不应该受到这么多的限制、应该是台湾和大陆之间的一块飞地一样⋯⋯”

伦敦大学学院的唐健朗形容，“一拳案”与“猎人案”是重要的转折，反映港府施压的方式正由零散的行政滋扰走向“制度化”；他们整治的目标是整个书籍流通链——在这链上每个环节的人，无论零售、店员还是顾客，都要开始重新考虑自己要承担的风险。

“被动但可以积极”

对于大陆读者来说，从香港把书带回中国，本来就是一件带着风险的事。

中国海关《进出境印刷品及音像制品监管办法》规定，凡是危害国家主权、国安和统一的印刷品均禁止进境。一经查获，海关能将物品扣留、没收。

K同学很记得，以前自己过海关总特别怕被查。他慢慢摸出一套买书和过关逻辑：不选封面写有敏感人物姓名的、买到的书“想办法把它塞到衣服里”、出关的口岸也挑客量大的，“就不会一个一个查”。

然而，随着香港对书店的打压升级，这套靠经验摸索出来的避险方法，也未必再适用。

大陆与香港目前均无官方发表的“禁书清单”。在“一拳书馆”负责人被捕后，业界曾要求政府列出禁书名单。中国香港特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当时表示，设“黑名单”会“便利犯法”，政府的责任只是说明法例。

唐健朗认为，这也反映当局现在的审查逻辑：“就是不想你知道有什么在背后，让你自己去把握‘红线’，或者自己去审查。”

“以前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既然中国买不到想要的书，那就来香港吧。那现在就是有一种（感觉）：不知道下次来是因为哪些店还存在。”Chris说。

榆林书店在被书展撤销资格的消息宣布一星期后，宣布明年4月结束门市。未几，另一家独立书店留下书舍也宣布将于8月底结业，其在社交平台写道，香港整体经济环境欠佳，悲观地认为“很难捱下去”，而“难以捉摸的‘红线’”也是决定的原因之一。

业界显得悲观。在Betty的观察中，行内人士均认为未来“只会更差，不会变好”。然而Betty觉得，书店是被动的，但人仍可以积极。

“我们还可以买书、看书⋯⋯我们还可以读好多书。”

Chris说，猎人书店出事后，自己当然感到害怕，但还是会去书店——在他看来，现在每一次买书，更像是一种无声的支持和反抗。

6月26日，猎人书店两名负责人获准保释候查。陈竹的心也终于放松了些，她在社交平台写道，“所有人必须排队‘惩罚’一下猎人书店了，先买个十本八本”——自2019年示威以来，“惩罚”在示威者和支持者之间具有“实质支持”的意思。

陈竹记得，猎人书店在2023年最后一个主题是“在所有时空里我都记得你”，当时墙上写了一句话：“我们不要相互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