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美中新建貿易、投資委員會，能否為關稅戰「加裝防撞欄」？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中美貿易戰，和第一任期相比，風格明顯不同。
八年前，外界的注意力幾乎都釘在「貿易協議」四個字上。中美雙方也確實在努力推動簽署一個「第一階段」貿易協定，希望借由一攬子安排，緩和貿易爭端，降低關稅，增加大豆採購，以期抹平貿易逆差。


但到了第二任期，局面似乎變了。雙方開始更坦率地承認，經貿分歧不是短期摩擦，而是結構性的、長期性的。想靠一紙協議，或者幾輪談判，就把中美之間的經貿問題一並解決，恐怕並不現實。

比如中國去年發佈的一份白皮書中坦言，作為發展階段、經濟制度不同的兩個大國，中美雙方在經貿合作中出現分歧和摩擦是正常的。

也正因為如此，特朗普在2026年5月訪華之後，行前反復強調的「三個 B」——beans（大豆）、beef（牛肉）、bone（雞肉副產品）——之外，另外兩個「B」也被擺上了台面，並寫進了官方通稿：中美將建立美中貿易委員會（Board of Trade）和美中投資委員會（Board of Investment）。


特朗普在處理加沙問題時，曾推動設立「和平委員會」，外界甚至稱其「特朗普版小聯合國」。那次中國明確表示不會加入。如今，訪華之後，美中之間，明確新建兩個委員會。

委員會不只是一個組織名稱，更像是一種工作方式。它意味著可以繞開現有機制，另起爐灶，重新設定規則。和平委員會可以繞開聯合國，去處理加沙問題；美中的貿易和投資委員會，則可以繞開WTO，去處理中美之間的爭議。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兩個委員會當然不只是多了兩塊牌子。它們真正想做的，是把中美之間已經存在、並且未來還會不斷出現的貿易和投資審查問題，放進一套常態化的機制裡。

專家也指出，可以用「商品流」和「資本流」來大致區分兩個委員會的分工：貿易委員會管貨物貿易，投資委員會管跨境資本和股權投資。前者集中處理關稅、配額、技術性貿易壁壘以及政府採購等問題，後者則聚焦行業開放度、投資准入和安全審查等議題。


更深一層的變化是，中美關係正在從「解決問題」的思路，慢慢轉向「管理問題」的思路。這將會為這對既重要又波折的關係帶來什麼？值得我們觀察。

美中貿易委員會：填補空缺

在特朗普結束訪華行程後，亞洲協會發給 BBC 中文的一份報告中表示，令人擔憂的是，從2020年疫情初期到2023年年中，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而且貿易關係最複雜的兩個國家，它們在經濟和商業問題上幾乎沒有任何接觸。

「正如國家安全專家一貫強調，美中之間必須保持軍事溝通渠道，以減少誤判和安全危機，商業與金融領域持續溝通的渠道，對於管控經濟摩擦也同樣重要。令人驚訝的是，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雙方竟然都缺乏處理商業、金融及其他經濟議題的有效機制。」


而現在美中貿易委員會，似乎將扮演此前空缺的角色。

白宮發佈的事實清單顯示，貿易委員會將允許美國政府與中國政府管理非敏感商品的雙邊貿易。

美國貿易代表賈米森·格里爾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貿易委員會將成兩國以正式化方式處理複雜關稅、進口管制、出口管制以及非關稅壁壘的平台。


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進一步指出，該委員會將聚焦於美國視為「不具戰略敏感性、不會回流本土生產」的商品，例如低端消費品和煙花爆竹，從而把貿易談判與國家安全敏感領域區隔開來。

目前關於委員會管轄範圍的細則還不清晰，但從貝森特的言論可推測，芯片、稀土，這類中美之間最敏感的產品似乎不在這個委員會的討論範圍之內，而是把不涉及國安的產品納入委員委處理。

中方甚至給出了一些具體的數字。根據中國商務部美大司負責人的說法，雙方原則同意在貿易理事會項下討論同等規模產品對等降稅框架安排，規模各為300億美元或更多，對雙方商定的彼此關注產品，有望適用最惠國稅率甚至更低。


換言之，中美雙方可能在後續談判中，先各拿出約300億美元規模的商品，納入委員會的議程，繞過當前雙方互相施加的各種禁令與臨時關稅，直接進行對等程度的減稅。這種安排，將顯著降低關稅談判本身的複雜性與政治難度。

按理說，美國和中國都是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一旦出現分歧，本可在WTO框架下尋求解決，這是貿易戰爆發前，多邊貿易規則運行的某種常態。

但在特朗普「2.0時代」的所謂「新孤立主義」框架下，繞開或弱化多邊機制，比如WTO爭端解決機制，轉而與單一國家直接進行雙邊談判，已被美國視為一種主動選擇。當中美這兩個全球最大經濟體，逐步建立和完善一套獨立於WTO的雙邊摩擦管理機制之後，將很可能進一步削弱WTO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的核心功能。

美中投資委員會：「賽前活動」

相比於貿易，中方也開始關注投資的可能性。例如在電動汽車行業，在多個國家面臨廣泛的關稅壁壘，而在當地設廠成為繞過這些壁壘的重要手段。

比亞迪在泰國、匈牙利等國設立工廠。
此前有消息稱，特朗普並不反對中國車企赴美投資建廠，但這一設想卻引發了以福特為代表的美國本土車廠的強烈反對，卻可能是中國車企繞開 100% 電車關稅的必由之路。

但美國也有自己的「看門人」機制，即「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這是一個跨部門機構，由美國多個政府部門組成，主要審查外國資本在美國進行併購是否危及國家安全。

TikTok此前收購美國本土的音樂應用musical.ly時，由於未申報，就被CFIUS審查，並將結論提交總統，最終成為特朗普下達禁令的依據之一。

在這樣的背景下，美中投資委員會與CFIUS之間如何界定，就成了關鍵。貝森特在一次對美媒的採訪中，把投資委員會比作「投資交易的賽前活動」——即在交易正式進入CFIUS等安全審查程序之前，通過政府間磋商，預先劃定「可投」與「非可投」領域的邊界，減少不確定性，降低被「事後叫停」的風險。

中國官方與媒體多認為，這一機制有助於減少誤判，提升雙邊投資關係的可預測性與穩定性，但同時強調，中方將繼續堅持對關鍵領域實施「負面清單」管理，保留對國家安全和戰略行業的審批底線。

風險與前景

在兩個委員會成立的消息傳出之後，前美國財政部官員希爾頓·魯特撰文指出，一個真正嚴肅的貿易委員會，必須有書面章程，清楚規定其管轄範圍、哪些行業屬於管轄範圍、何謂「違規」行為，以及爭端從磋商推進到裁定甚至執行的路徑。如果委員會只停留在「政治對話」和「共識驅動」層面，缺乏可執行的規則，就很難真正改變中美經貿關係的不確定性和單邊行動的偏好。

確實，目前白宮與北京都尚未公佈兩個委員會的詳細組織架構，包括成員組成、秘書處設置與預算安排等。外界普遍預期，雙方計劃在2026年秋季，習近平訪問華盛頓前，就委員會章程、工作程序與年度議程進行談判，完成「從政治宣示到制度落地」的轉換。

中美之間並非沒有過類似嘗試。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以及拜登時期，雙方曾設立「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美經貿磋商」等框架，但由於政治環境惡化，大多中途停擺或降格，導致雙方只能依賴單邊關稅和行政命令向對方「喊話」。

復旦發展研究院在今年 3 月的一項分析中指出，美方的動作意味著，過去二十餘年基於WTO框架的「無節制的自由貿易」（unrestrained free trade）範式已經徹底死亡。取而代之的，是美國戰略定位的重大轉變——構建以「互惠和平衡」為核心的「管理性貿易」框架。

亞洲協會也表達了相對樂觀的看法，認為這兩個委員會有望成為整合中美經濟溝通渠道的「總框架」，在下設宏觀經濟、金融、制裁與出口管制等多個專題對話，長遠可能演變為某種「美中經貿理事會」。


但問題也正出在「沒有約束性條約」這一點上。復旦發展研究院的報告稱，即便特朗普本人「在某些場合更傾向於維持中美關係大局穩定」，但「國會山與行政機構內部仍然存在一股強大的官僚慣性，不斷推動對華政策向更強硬方向滑行」，這股力量「很可能稀釋甚至破壞高層元首之間達成的戰略共識」。

在美國戰略界看來，當前兩國經貿關係只是「戰術喘息和戰略競爭延續」，整體狀態「穩定但脆弱」，任何經貿機制的具體成效，勢必高度依賴當屆政府的政治意願，以及中美整體戰略關係的冷暖交替。

對於企業而言，若兩個委員會得以運作，當然也有好處。它們可以為跨國企業提供一個相對正式的「申訴出口」和政策預期窗口，有助於提前判斷准入標準與監管風險。在非敏感領域，通過機制化討論關稅減讓和市場准入，也可以降低「突發關稅升級」的概率，從而為企業的中長期投資與供應鏈佈局提供更大的可預見性。

總體來看，這兩個委員會，大致符合目前中美對雙邊關係的新定義——「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與其說這是一種「夥伴關係」，不如說是在承認雙方存在分歧與競爭的前提下，為這些分歧與競爭加裝「防撞欄」和「緩衝帶」，避免其走向失控，例如去年「解放日」關稅後，雙方近乎「相互禁運」的極端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