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飞驒山难幸存港人：如果再选一次，我会不去

5月4日晚上，在帐篷布内的KF突然感受到一道光，醒了过来。

自白天开始，他和旅伴就被困在日本飞驒山脉海拔约3000米的岩壁上，进退不得。暴风雪袭来，他用帐篷布把自己包成一只蛹，在里头醒醒睡睡，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直到光来了。

KF发现那是月光。雪停了，雾散了，眼前都是山的棱线。那刻他想，天亮后是好天，自己将会得救。

5月1日，他与旅伴开始攀登飞驒山脉。旅程原定三天，天气在第三天恶化，二人受困雪山。他们在第四天尝试游绳下降，反而被困在了岩壁上。到5月5日救援直升机抵达时，二人呈垂吊状态已超过24小时。22岁的旅伴最后罹难。

KF今年30岁。他说从下山一刻就不断想：到底是哪一个决定出了错。社会舆论也很快涌来：“没本事就不要登山”、“自作自受”；还有人批评他们浪费公帑。他一开始感到不忿，但后来回想，过程中确实可以做得更好。

登山是一项高风险、可能致命的运动，外界时常将山难的发生归因于登山者的鲁莽。香港攀山专家钟建民有超过50年经验，曾攀上七大洲最高峰。他对BBC中文说，相信每个登山者都做好准备才出发，只是山对每个人都“公平”。

“如果你有足够经验，肯定会比人安全一点，但不是代表100%没有意外发生，有很多东西你是控制不了。”

计划生变

KF今年30岁，喜欢摄影，爬山让他看到更多的风景。5月初，趁着香港日本都是长假期，KF决定和一位在日本读书的港人结伴攀爬飞驒山脉，“我很向往去那里拍照”。

日本有21座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其中有10座位于飞驒山脉。这座山脉有日本“北阿尔卑斯山”之称，横跨富山、长野、岐阜和新泻县，奥穗高岳是它的最高峰，海拔3190米。它的棱线连接着一座圆穹形、几近垂直的岩石“宪兵岩”（Gendarme），这是KF二人的目的地。

在官方登山地图中，从奥穗高岳前往“宪兵岩”的棱线险峻，难以判定难度，各官方指引均标明“非经验丰富的登山者切勿进入”。二人不打算走这一段，他们从山下出发，计划沿着山脉的西南山脊线“飞驒尾根”登上“宪兵岩”。

这条路线没有录入官方地图，登山者只能参考专门的攀登指南。KF强调，这条路线绝非冷门——网络上的资料不少，而最近成功的登山记录就在4月。

KF说，他仔细看过照片和影片，比对每个攀爬点，“每一个位置都不会很难”，认为是自己能力范围之内。

4月30日，KF从香港飞抵日本，翌日出发登山。二人看过天气预报，知道5月3日下午天气会变差。他们把行程划分三日，目标是第二日登顶，然后在天气变差前下山。

KF后来回想，感觉两人“太乐观了”。5月1日出发那天打起了雷、下起冰雹，两人背着重约15公斤的大背包上山，穿过灌木林，成功在日落之前紮营休息。

第二日天气转好，有蓝天、出太阳，但也因为这样，雪融得很快。“雪比想像中深，”KF记得最深时及腰，两人需要用膝盖把雪压实才能往前踏，像在沼泽中游泳。

雪量拖慢进度，到中午，和山顶海拔差距还有约400米——他们知道这天无法完成登顶。

明天天气即将变差，要退还是留？KF说二人没多想。当时能见度正常，他们判断：如果明日早点出发，应该能赶在天气变差前登顶。

他们在5月3日凌晨5点出发，下午2点爬到海拔3000多米，但天气开始变化：先是雾来了，“看不到东西......白蒙蒙一片”，狂风夹着雨吹来，用力打在他们身上。

二人再也无法前进，决定报警。但是天气恶劣，直升机无法出动。他们紥营休息，又因为地面不平，帐篷被划破且一直滑落。不远处就是悬崖，KF整晚几乎没睡，以坐压住帐篷到天亮。

难以撤离

事发后，有人质疑5月是“残雪期”，冬季积雪仍未完全融化，根本不适宜登山。

今年26岁的聂业详拥有五年攀登雪山经验，正在考取国际登山向导资格。他向BBC中文解释，飞驒山脉冬季天气严苛，雪量和风速令人难以攀登。但残雪期时雪量较少，且能黏着石头，比起夏天攀登减少石头掉落问题。

攀山专家钟建民则形容，五月是一个“尴尬的时间”，雪量不稳定，仍会有风暴，较少人去爬山，“但不代表五月一定不行”，主要看登山者有否充足装备。

至于应否请登山向导，钟建民说，向导熟知山势天气，但收费昂贵，未必每个人都有能力负担。所以如非当地规定，一般主要看登山者对自己的能力判断。

4月底，在日本登山平台上，有登山者分享完成同样路线。对该登山者来说，攀登的难度并不在于冰雪，而是判断——“有很多地方一旦爬上去就无法回头”。这名登山者还写道：“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次的路线是我经历过的最难的。”

国际登山界对山岳攀登路线有不同难度分级，较常用的是法国分级系统（IFAS）。它把简单的健行到极端危险的路线分成六级：F、PD、AD、D、TD、ED，以及ABO，然后再按难度的增减标记“+／-”。

聂业详判断，事发路线难度大约为“AD”——路线陡峭，坡度在50度以上，也有大量暴露的地形。但除了地势，路线的难度还要考虑时长、途中有无撤退路线，以及能否呼叫救援等。

而作为登山者，聂业详提醒，找到合适的旅伴和设定“回头时间”（turn back time）相当重要——到了某个时间，如果还未到达目标位置，就要下山。

香港攀山的圈子不大。KF说，能找到同伴并不容易。他与同行的旅伴结识一年半，曾结伴在日本行山。这次走的路线横跨三日，没有中途撤退的路。

5月3日晚上，KF在帐篷里煮了最后的干燥饭和旅伴分吃。当晚，他们再接到救援队的电话，建议移动到较安全的地方。5月4日天一亮，两人尝试游绳下降。那时雨已经停了，但能见度仍然不好。

下降约20米后，KF绳索的制动确保器结冰，无法再向下降；而在绳索下方的旅伴这时已没有反应。KF忆述，曾经有想过拯救旅伴，但因为自己的绳索无法下滑，而离开绳索又无法确保自己安全。他只好先自救。

KF从背包拿出帐篷布，从头套住自己挡风雨，然后传照片给朋友求救。朋友叮嘱他“不要睡”。

5月5日早上10点，长野县救灾直升机救出KF，他送院时意识清醒，双脚冻伤但没有生命危险。下午，救援人员再救出旅伴。

山难和“鲁莽”

根据日本国家警察厅统计，在4月25日至5月6日长假期间，共发生147宗山地事故，当中有15人死亡。警方共出动825名救援人员、31次直升机。

飞驒山脉是山难高发地区之一。5月2日，一名58岁日本男子于白马岳被发现昏迷，送院后不治；3日，71岁男子在奥穗高岳下山途中堕落重伤不治。6日，两名登山客在赤岳附近登山时坠落百米后失去行动能力，被直升机救出。

警察厅官员表示：“希望你们根据天气情况、身体状况和经验来制定计划。”

回到医院之后，KF打开社交媒体，批评声音涌至。当中论述主要分两种：遇险是准备不足、鲁莽；要人救就是浪费资源。KF起初有点不忿，觉得自己并非这样，“玩这个运动，很难不认真去对待，因为每一个决定都是那么致命”。

但他后来反思，觉得过程中确实有很多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KF在2016年接触行山，然后攀石。日常会在室内外练习攀石、绳结和沿绳下降，也有进行越野跑和负重行山训练。这次是他第六次到海外登雪山。他认为，自己确实低估了体能变化，也没有设定撤退时间，“有一点点轻视”。

聂业详指出，登山者在山上要因应变化作出决定，而意外常常由各种小错误累积导致。他同意，爬山是一项高风险运动，但登山者的职责就是要管理风险——出发前了解天气地形、准备充足装备粮食，也要练习技术和体能，以及衡量后果和应对方案。

“在你们眼中，觉得我们（登山的人）好像在开玩笑，但其实我们是很怕死的，”聂业详说，正因为这样，登山者更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要你做得不好，或者你有很多大意的错误，你就会去到一个回不了头的地方。”

在他看来，登山者绝对不是“冒险”，每一次的成功下山也不只是“幸运”。

通过事故学习

看着网络舆论发酵，曾经历被救的Joe忍不住留言反驳。2024年，他在攀登香港飞鹅山时不幸从3米高的石壁掉落，导致脚腕骨折，要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送院。他很理解被救者的心情。

Joe回忆，发生意外是“一瞬间的事”，但伴随而来的是对救援人员和医护人员的愧疚感，一方面是因为给他人造成麻烦，另一方面也是源自社会压力——港人对登山文化并不熟悉，而社会往往期待人们进行低风险的活动。

Ricky是香港自立民间搜索队的创办人。这次事故中，他曾接到被困者亲戚求助。他留意到，事件发生后有日本网民批评登山者“过度自信”，认为他们要自行承担风险或支付拯救开支。

类似救援行动代价高昂。以香港为例，根据保安局2024年数据，政府飞行服务队出动飞机拯救的成本高达每小时4.3万港元。但港府因担心窒碍市民使用紧急服务，并未向请求援助的登山者收费。

Ricky指出，民间搜索队员也是义务工作。他理解，登山者无法控制各种突发因素；作为搜救者，他们从不怪责被救者，而是先关心其家属的状态，然后“尽力去帮”。

一百个人有一百种登山原因，大家的最终目标都是能平安下山，“意外本身是没有人想（发生）的。”在Ricky看来，如果社会放下责难的态度面对事故，让当事人愿意分享被困原因，大家也能从中学习。

他反问：“你骂到他（当事人）都不敢出来讲，其实大家不就失去了一个认清危险的机会？”

美国高山俱乐部（American Alpine Club）每年都会出版书籍《北美登山事故》，详尽记录并分析该年事故场景和原因，供登山者参考，避免发生同类事情。

聂业详感慨，这也许是文化差别。“外国文化比较看重透明：我希望大家学到东西。亚洲人就会觉得这个活动出事了、很危险，我们不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下次再做好一点”

钟建民在52年的攀山生涯中遇过不少惊险时刻：被石头打过、失足撞上硬石、耳朵冻伤、雪崩被埋等。

“很多时候我们爬一个山，如果你有足够经验，肯定是会比人安全一点。但不是代表100%可以没有意外发生，是很多东西你控制不到。”

他曾经失去不少好友。钟建民说，人们常笑登山者命大，像猫一样有“九条命”，但玩这运动的人心里总有觉悟：“如果山要take you（带走你），你也没办法可以脱离到。”

但他现在仍有继续爬山。“爬山会学到很多东西，”钟建民说，其中一点是要认识自己，“我爬不到的，我就下来，我可以下次再去。”

他一共挑战了五次珠穆朗玛峰：第一次因为身体疲劳而退出，第二次肚泻；第三次遇上大风雪；第四次情绪不稳。最后在2003年5月才成功登顶。

钟建民明白，每个登山者每次都想超越自己，但取得平衡很重要，“你每一次都要自己知道（极限）”。

获救以后，KF曾大哭过一次，后来情绪都很冷静。他怀疑自己的反应，曾在出院时问心理学家，这种状态是否正常。心理学家要他接纳自己情绪，不要想太多。他把话记在心上。

为了记录风景，这趟旅程他一路上都带着相机。现在重看照片，KF觉得风景是否漂亮“已经不重要了”。而如果旅程可以重来，他会选择不去。

直至现在，KF仍然记得山上的每个画面和决定。检讨整个过程，他觉得自己与旅伴未有充份沟通、决定不够果断、技术也可以更好——这次能够回来属于“好彩（幸运）”。

但他仍想看不同的风景，未来还是会坚持爬山。他记得在日本出院那天，和太太走在路上，看见日落的火烧云，“挺漂亮的”。他突然很感慨，“人的生命真的很微小”——既然大自然这次再给了他一次机会，“吸收了（经验），下次再做好一点”。

（KF、Ricky、Joe未能提供中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