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欧十年，对英国经济的影响愈发清晰

2020年英国正式脱离欧盟不久，一家位于布里斯托（Bristol）的公司Eskimo开始销售一种新型高端且节能的电动散热器，其技术源自当地学者的研发。

该公司原计划透过英法海底隧道（Channel Tunnel）将产品销往欧洲各地。

鉴于欧洲推动绿色发展的雄心，该产品可谓恰逢其时，在订单涌入下，其位于伯明翰的工厂一直忙碌不停。

公司负责人菲尔·沃德（Phil Ward）告诉我，这家初创企业持续成长，但在他看来，如果没有他所称的“长脱欧效应”（the Long Brexit effect），表现本可更加出色：2020年，公司40%的出口销往欧盟，但到2025年仅剩5%。

时任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于2020年12月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后协议保障对欧出口零关税，但沃德表示，尽管如此，与关税无直接关系的繁琐行政程序与文件要求，仍足以造成延误、增加成本，并令潜在客户预期会遭遇麻烦。

Eskimo确实曾向法国代理商出口部分产品，但已完全停止直接向欧洲消费者销售；原定拓展德国市场的计划亦告受挫。

此外，当Eskimo试图向澳洲及新西兰出口毛巾架时发现，这两国遵循的国际安全标准深受欧盟及格认证（CE）影响。

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脱欧的一项理论优势是，英国监管机构可不再完全遵循欧盟安全规范，对高科技创新采取更具开放性、较少限制的方式。

Eskimo的经历正是出口数据所反映的更广泛趋势之一。萨塞克斯大学英国贸易政策观察站（UK Trade Policy Observatory, Sussex University）计算，到2023年，英国出口产品种类迅速减少26%；阿斯顿大学商学院（Aston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一项采用五年详细贸易数据的新研究则指出，出口类型减少53.8%，进口减少31.5%。

所谓“贸易种类”的数据，是指向不同欧盟国家出口的产品数量下降。

十年前，许多经济学家指出，英国离开欧盟将对经济造成长期损害，且不少人认为这种损害如今已经出现。

然而，要得出这一判断，须将实际发展与假设未脱欧时的情况进行比较，而这取决于方法与统计判断。

并且，这种判断还必须考虑到脱欧后的时期正值全球剧烈变动：2020年春季爆发的新冠疫情（COVID-19 pandemic）、两年后开始的俄乌战争，以及近期伊朗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震荡，均须纳入考量。

同样需要讨论的是，如果未脱欧，英国是否仍能在近年矽谷科技浪潮中维持与现在相同的步伐。

进行相关计算的经济学家普遍表示，他们已在评估脱欧影响时纳入全球动荡因素；但也有人质疑其方法与结论。

2016年时一些最悲观的预测——例如英国可能遭遇类似大萧条的冲击——被证明过于悲观。无论经济冲击程度如何，都未即时引发衰退。

但认为脱欧带来长期损害的人则指出，影响同样深远。

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史丹佛大学／史丹福大学）英籍教授尼古拉斯·布鲁姆（Prof Nick Bloom）表示：“在经济学家之间几乎没有争论，但在政策圈仍有分歧。专家们是正确的。实际情况甚至比我们想像更糟，只是显现得更慢。”他是近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之一作者，该研究使用英国央行数据。

他的研究属于众多学术论文之一，这些研究分析大量数据，试图评估脱欧对英国经济的影响。

英国与欧洲的贸易

2016年之前，英国对欧贸易呈上升趋势。但官方数据显示，相较2019年，2025年英国对欧出口下降14%，进口下降10%。

而情况仍在恶化。2025年是本世纪英国对欧货物出口量最差的一年——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除外。

英国智库国家经济与社会研究院（NIESR）估算，出口较原本可依据2016年前的正面趋势所预期的水平低16.9%，进口则低16.1%。欧洲改革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采用不同方法，试图纳入一项假设情境：若英国未被排除于近年欧盟内部贸易的增长之外，其情况可能如何。该方法得出的结果是，货物贸易方面出口下跌16%，进口下跌14%。

整体而言，不同研究的结果大致相近，而来自多个欧洲国家的其他研究亦显示，它们与英国之间的贸易出现类似幅度的下降。再次强调，这些估算均依赖于所采用的方法及统计判断。

多项研究大致一致，但若仅看未经通胀调整的原始数据，自2019年以来对欧货物出口名义上仍增加4%，部分分析人士据此认为影响有限。

服务业贸易繁荣

自2016年以来表现较佳的领域之一是服务业，其占英国经济总产出逾80%。过去十年，英国对欧服务出口增长57%，主要由会计、法律及顾问服务带动；对非欧盟国家服务出口增长49%。同期自欧盟进口服务增长35%，自非欧盟国家增长60%。

全球先进经济体的服务业普遍繁荣，有人认为英国在未脱欧情况下可能会表现更佳。但无论如何，金融服务业状况明显好于公投时的最悲观预测。

企业投资

两项研究显示，企业投资显著低于若未脱欧情况下的水平。前英国央行英伦银行（Bank of England；英格兰银行）独立经济学家乔纳森·哈斯克尔（Jonathan Haskel）估算，自2016年以来，由于投资减少，经济规模缩小约290亿英镑（368.3亿美元，2668亿元人民币，1.16兆元新台币），相当于经济规模的1.3%。

2016年之后，企业投资在实质上立即趋停，且明显低于英国长期趋势的多项衡量指标，以及与其他国家的比较。哈斯克尔教授最新估算显示，相较于1997年至2016年公投前的趋势，投资出现13%的缺口。

采用不同方法，NIESR及美国顶尖经济研究机构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均发现，与一篮子具代表性的先进经济体相比，英国企业投资较应有水平下降约12%至13%。

上述多数研究结果出现在2022年能源冲击之前，并将影响归因于脱欧后最初数年的不确定性。最新分析显示，英国仍落后于多数七国集团（G7）国家，但在2022年能源危机对其经济造成打击后，已超越德国。

货币

最明显的经济冲击表现，是公投后数分钟内，以及随后数年间英镑汇价的下跌。这使进口商品及出国旅游成本上升，也令英国资产在全球的价值下降。

在公投之前，英镑兑主要货币曾创新高。但在公投后汇价急挫，此后整体维持在较低水平，尤其兑美元及欧元表现更为疲弱。在脱欧后不确定性加剧的不同时期，以及2022年利兹·特拉斯（Liz Truss）出任首相期间推出“迷你预算”之际，英镑亦曾进一步下跌。此后，英镑大致回升，受惠于美元走弱，目前处于脱欧后波动区间的较高水平附近。

整体而言，英镑走弱推高了进口商品价格，从新鲜食品到制成品均受影响，但同时亦透过令英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价格竞争力，部分缓解了出口商所面对的冲击。此外，部分食品价格亦因对未在英国生产的进口商品降低关税而获得一定程度的缓和。

新的贸易协议

脱欧的一项潜在好处，是英国能够在欧盟之外自行签署贸易协定。英国与印度达成的协议尤为突出，被视为一个例子，显示英国所能取得的进展已明显超出在欧盟体制内可能达成的程度。

英国亦签署了首项旨在缓解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税影响的“协议”。英国政府本身的估算则显示，这些已签署的贸易协定，对经济增长的提振作用相当有限，仅在数十年间带来以百分点的零点几计的增幅。

昔日坚定支持留欧以至于重新公投的前首相贝理雅（Tony Blair）近期亦指出，英国能够自行制定人工智慧（AI）相关规范，已带来一定好处，而这将对未来任何试图重新加入欧盟或单一市场的行动产生影响。

但同时也必须指出，情况并非单向发展。欧盟已与南美洲签署协议，即“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协定，这使欧盟汽车出口商得以以零关税进入全球第六大市场巴西，而英国则需面对35%的关税。

此外，虽然英国率先达成最有利的协议以减轻特朗普总统关税的影响，但欧盟其后亦获得了许多相同的待遇。英国适用10%的税率，优于欧盟的15%，但欧盟汽车出口至美国并没有配额限制，而英国则设有10万辆的配额。

可以说，脱欧所引发伦敦与布鲁塞尔之间的潜在竞争，或许促使原本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协议加快达成。

整体影响

英法海底隧道之于英欧关系的重要性，可比作霍尔木兹海峡（Strait of Hormuz，荷莫兹海峡）之于全球能源市场。英国仍在欧盟时，该隧道象征货物无摩擦流通。

2016年共有164万辆卡车通过该隧道；去年仅为116万辆，减少近50万次，约30%的高价值跨海贸易流量消失。

究竟若非脱欧，货车数量会达到多少，已无从稽考。不过，例如疫情所带来的冲击，理论上至今应已消退。

一位业内人士将这一趋势形容为“纯粹的脱欧效应”（pure Brexit），指出小型出口商因无力投资于相关系统而退出市场，企业的经营模式亦从“即时供应”（just in time）转向增加库存。伦敦政经学院（LSE）分析英国税务海关总署（HMRC）的贸易数据亦显示，2019年至2023年间，共有1.64万家企业——占对欧盟出口商的14%——完全停止向欧盟出口，而出口下滑主要集中于规模较小的公司。

英伦海底隧道的情况，与学界普遍共识相符，即与2016年的发展轨迹相比，英国经济目前的规模较原本应有水平为小。

相关估算介乎约3%至8%。美国NBER研究的主要作者布鲁姆教授表示：“对欧盟贸易变得更加困难，大约占整体冲击的一半，这与先前的预测一致。”

他将其余影响归因于脱欧谈判期间时常出现、几乎接连不断的政治动荡所带来的后果。“另一半来自不确定性，原因是整个脱欧过程本身极为混乱⋯⋯那额外的4%损失，我们再也追不回来。”这些估算是基于模型推演，假设英国仍留在欧盟，同时仍经历疫情及2022年的能源冲击，但未发生脱欧，其经济表现可能如何。

NBER最新研究亦纳入人口增长因素，指出英国人均产出损失约6%至8%。

布鲁姆表示，其分析采用了多种方法，包括考量距离、经济引力、经济规模，以及剔除潜在的异常值。

不过，亦存在其他数据。研究作者们，包括英伦银行其他经济学家，还采用了对数千家企业进行的专项调查，涵盖约十分之一的私人就业人口。该调查由英伦银行于2016年设立，以追踪企业对脱欧的反应。基于此调查的首份脱欧分析直至今年才首次发表，并于上星期五（6月19日）更新，显示长期的脱欧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商业决策。

这一种完全不同、基于企业层面的研究方法，同样得出结论，认为英国经济规模较未脱欧情况下缩小约6%。这意味着，在过去十年间，英国经济原本每年增速可加快约三分之二个百分点。

未来十年

英国在2016年脱欧后所进入的世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回到2016年，支持脱欧的人曾大力宣扬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前景；到了2026年，美国提高了贸易壁垒，并将关税作为工具加以运用。十年前亦曾有人提出欧盟可能崩解——但这并未发生，反而推出了保护本土制造业的措施。而中国的立场亦变得日益强硬。

上述变化所引出的英国全球经济策略问题，已与十年前截然不同。

经济上更为独立的英国，或许更具条件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中应对挑战；也有可能情况正好相反，即英国出口商若能重返欧盟单一市场，反而会受益更多。

数据清楚显示，许多英国商品出口商，特别是规模较小的企业，尚未适应脱欧带来的变化，而且在某些行业中，情况并未见改善。

英国是否会与美国靠拢，采取较为宽松监管的科技政策，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若是如此，又能否与加强英欧关系并行不悖？欧盟已对新一轮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作出回应，推出“欧洲制造”（Made in Europe）相关立法，可能要求一定比例的零部件须在欧洲生产——目前尚不清楚英国是否会被纳入其中。接下来的初步考验将是下月的钢铁议题，以及年底避免英欧电动车关税的协议。

英国官员近期提出，或可在下一阶段“重设脱欧关系”中，建立与欧盟之间的货物贸易单一市场；但欧盟方面表示，这与现任政府在“人员自由流动”上的红线并不相容。

工会的立场亦有所转变，从过去主张重新加入关税同盟，转为寻求类似瑞士模式、建立于欧洲经济区（EEA）框架内的安排。

近数周来，政府部长开始低调表示，这些红线仅适用于本届国会，未来可能会重新检视。至于基尔·斯塔默爵士（Sir Keir Starmer）之后的首相将选择何种路线，目前仍属未知。

原定于下月举行的英欧峰会现已押后。基尔·斯塔默原希望敲定一项协议，回撤多项脱欧后对食品及农产品贸易造成影响的摩擦措施，从而改善跨英吉利海峡的贸易流动。然而，其他政党已表明，将推翻政府对欧关系“重设”，甚至试图撤回部分脱欧后协议内容。

简而言之，现状难以维持。脱欧至今已近十年，其对经济的影响依然深远，而相关政策辩论或将再次升温。

图表设计：Miguel Roca-Te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