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根本没想过要停下来”：一名美国物理学家讲述二战日本长崎原爆内幕

“这并非因为缺乏对人类的关怀，而正是因为关怀人类。或许，那就是原罪。”

在参与1945年8月9日长崎原子弹轰炸30年后，美国物理学家菲利普·莫里森（Philip Morrison）向BBC坦率谈及史无前例的核爆发生前数天及数星期内所作出的各项决定。

莫里森在研制首批核武器的盟军绝密“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中担任重要角色，于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实验室工作。该实验室由他昔日的老师、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领导。

1945年7月16日，首枚原子弹“三位一体试验”（Trinity test）期间，莫里森身在现场，并曾在前往新墨西哥州的汽车上，把炸弹的钸核心放在自己膝上运送。此后，他前往塞班岛（Saipan）以南的小岛天宁岛（Tinian），协助组装用于长崎的“胖子”（Fat Man）钸弹（plutonium bomb），并于8月9日监督将炸弹装载至一架 B-29 轰炸机上。当日距离广岛遭轰炸仅三天。

莫里森表示，正是在天宁岛，美军兴建了他所形容的“世界上最大的机场”。

他在1945年12月向美国参议院委员会作证时表示：“一条巨大的珊瑚礁脊被削平一半，用来填平一片崎岖平原，并兴建六条跑道⋯⋯每一条都接近两英里长。”

破坏的规模

莫里森在证词中还披露了对日本城市进行燃烧弹轰炸时的庞大准备规模。

“港口里每天都停泊着油轮，装载着数以千吨计的航空汽油⋯⋯巨型飞机沿着长长的跑道滑行起飞⋯⋯每15秒就有另一架 B-29 升空。这样的情况持续一个半小时⋯⋯一次又一次，1,000架 B-29 在空袭中烧毁一座城市数平方英里的土地。”

相比之下，他表示：“原子弹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没有满载燃烧弹的船队。那里没有军械兵和他们的炸弹堆放处，取而代之是大约25名来自洛斯阿拉莫斯的人员、几座被改建为测试实验室的昆塞特小屋（Quonset，预制波纹钢建筑），以及一栋设有路障包围的建筑物。执行任务的飞机在午夜过后起飞。机场一片荒凉⋯⋯然后一架飞机沿跑道呼啸而过、腾空而起，朝敌方城市飞去，”他说。

尽管估计数字不一，但一般认为，长崎原子弹爆炸的初次引爆造成约4万人死亡，而其后五年间，直接因轰炸而死亡的人数超过10万。在广岛，至少8万人当场丧生，由于严重烧伤、创伤及急性辐射病等因素，累计死亡人数增至约14万人。

其后，莫里森作为官方科学损害评估小组成员，到两座日本城市勘察灾难性的破坏情况。他特别记得在广岛的一个时刻。

“一名日本官员站在废墟之中，对我们说：‘这一切竟然都来自一枚炸弹；这令人无法承受。’”他说。“一架飞机、携带一枚炸弹，就摧毁了一座城市数平方英里的范围，而且破坏得比1,000架飞机发动的空袭更彻底，也更令人无从抵抗或逃生。”

然而，他原本希望原子弹不必用于实战。他是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一群年轻物理学家的倡议者之一，主张在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前，先公开展示其威力。

1975年，莫里森向BBC主持人梅尔文·布莱格（Melvyn Bragg）表示，当年在天宁岛监督组装“胖子”原子弹时，他年仅30岁。

“我们希望邀请一个国际代表团到沙漠去，”他说，“但在战争环境下，那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势不可挡”的计划

这名物理学家形容，整个计划已“势不可挡”，即使纳粹德国即将战败已成定局也是如此。

然而，他解释说：“战争仍在持续。我们正一步步走向太平洋地区的一场大规模战役⋯⋯因此，要把它叫停是不可能的。”

莫里森认为，唯一可能改变这一进程的因素，是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罗斯福于1945年4月去世。

“如果说有什么机会能够大幅改变美国的立场，我会说，那就是罗斯福继续在世⋯⋯”莫里森说，“他是在研发工作进行期间去世的，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原子弹是否能成功运作，也尚未决定如何使用这些炸弹。”

他表示：“我认为，他是唯一一个同时拥有足够声望，以及足够实力，能够在政府内部扭转这股可怕动力的人。”

当哈里·杜鲁门（Harry S Truman）出任总统时，他甚至不知道这个计划的存在，直到宣誓就职后数小时才得悉相关情况。仅仅三个多月后，他便下令进行原子弹轰炸。

莫里森认为：“的确，是他作出了决定，但我认为公平地说，是这个决定造就了他。”

“要他在经过那么多年之后，突然改变整件事并将其叫停，无疑将是一个极其大胆的举动⋯⋯随着罗斯福去世，这个机会基本上已经消失了。”

莫里森认为，这种无法逆转的惯性同样体现在接连投下两枚原子弹的决定上。

“人们并没有把它视为第一枚和第二枚原子弹。下达给指挥官的命令是：‘投下第一枚炸弹，然后尽快投下第二枚。’”

他说：“若要在看到第一枚炸弹造成的巨大影响后说：‘好吧，我们先等等，不急着投下第二枚。’那么华盛顿必须有一位强而有力的人物出面才行。”

“这需要高层审慎思考，需要有能力打通复杂的指挥链条，并把正确的命令传达给正确的将领，”他说。

因此，两次原子弹轰炸最终如期进行，而莫里森透露，当时甚至已制订投下更多原子弹的计划。

“最初的决定是，如果有需要，我们将在一年内持续投下这些炸弹⋯⋯而我被告知要为此制定计划，”他向布莱格表示。“我拟定了一套计划、方案和时间表，安排了接替我的人选，也规划好了往返的相关事宜。”

然而，在他和其他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亲眼见到轰炸后的景象后，他是否还能继续执行这项工作则不得而知。

“从理论上来说，我们非常清楚其短期影响，以及⋯⋯令人担忧的长期后果。但那仅仅是透过阅读书本和数据得知的，”他对布莱格说。

“而数字本身⋯⋯与亲眼看见活生生的现实、濒死的现实之间，存在极大的差距。对每一个人而言如此，对整个世界而言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我们知道这些事情，但我们并没有真正感受到它。”

他回忆起广岛遭原子弹轰炸当晚，太平洋岛屿基地上的反应。

“那天晚上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派对，但大多数科学人员都没有参加。空军人员、士兵们在喝酒。他们知道战争即将结束。那看起来、感觉起来，像是一场伟大的胜利。”

然而，莫里森回忆说，科学家们则是“坐在一起，神情忧郁，思索着⋯⋯世界末日”。

但在原子弹轰炸前的准备阶段，莫里森并不觉得自己应该退出曼哈顿计划。

“尽管我对此有坚定而执着的反对意见，我仍看不出自己当时还能作出其他选择。我根本没想过要停下来。”

当被问到，如果原子弹在纳粹德国战败前已研制完成，同盟国是否会把原子弹投向柏林时，他回答说：“噢，绝对会，而且毫不犹豫⋯⋯我们最主要担心的是德国人，而他们是我们的敌人，”莫里森说。

战后，莫里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并站在反对核子扩散的前线，推动“不要第三枚原子弹”运动。

他在1945年向美国参议院作证时表示：“毋庸置疑，和这个计划中的大多数科学家一样，我完全相信，绝不能容许另一场战争爆发。”

他同时认为，同盟国当时尤其应该做一件事。

“我坚信，应该发出适当的警告，”他说。“事后回顾，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不发出充分且适当的警告开脱。”

我们使用了人工智慧协助翻译这篇文章，它的原文是英文。在发布之前，BBC记者检查了翻译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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